律师服务法治政府建设的领域也在不断扩大，从早期的代理政府参加诉讼，协助政府审查经济合同、经济项目及重要的法律文书等，已拓展到为政府涉法事务及重大决策提供法律咨询、论证服务，参与政府有关规范性文件草案的起草与修改等，逐步覆盖政府工作的多个方面。

因此，实现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的平衡主要在于关注审判过程中媒体对陪审员与法官群体施加影响的行为。2000年，英国《侦查权力条例》中规定，未经授权便截取来自一切不同渠道的通讯内容的行为均可被控诉。

从英国事前不限制原则看，英国法律对新闻媒体关于司法案件的报道行为并不进行事前限制，体现出该原则对大众媒体新闻采访与公开报道权利的充分保护。大众媒体作为保障公众知情权以及引导社会舆论的工具，也通过对司法案件的报道实现着对司法领域的舆论监督功能。  注释： ①见Lord Diplock. AG v. Leveller Magazine. AC 400，1979： 449-50。本文试图通过对英国处理司法公正与媒介监督二者关系已有案例的分析及对相关规约的梳理，探寻符合中国国情同时也符合普遍司法理性的理论方法与现实途径。因此，当大众媒体对司法案件进行报道时，度的把握就显得尤为关键。

一方面，媒体监督可能会影响司法独立。这一罪责规定：任何能够为相关司法诉讼以及司法审判过程带来具有严重损害的实质性风险的公开行为都将构成藐视法庭的刑事犯罪。相比较而言，沟通主义法律观对法律内在的沟通之维的揭示，在解释力上更具竞争优势。

由此，软法可以使公众逐渐习惯和适应新制度，避免在转为硬法时出人意料。对于这些法律现象的存在，传统国家法观及其内含的、试图将法律与其他社会规范截然区分的法律强制论，无法解释其缘由所在。同时，主要以非国家的社会子系统为基础的软法及其生产机制，因为其更多的沟通性、灵活性、试验性、调适性，而成长为几乎同样重要的秩序动力装置。本文将要论证，借力法律沟通理论，可以发现软法与硬法之间并非如想象中的那样壁垒森严，二者发生实际效力存在共通的、虽然并不完全相同的规范基础。

不过，软法概念正当性之辩可以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探索，前述的接近理论家族具有启示意义。在此更想表明的是，以上原有的概念，都烙有国家/国家法中心主义的印记，有意无意地使其所指对象受到边缘化的对待。

2、没有令人满意地区分软法与其他非法律的规范，也没有说明非法律的规范如何变成软法。一是，正式法律规则在文本中明确提及不具有法律性质的规则、建议或标准，指示后者应该得到相关行动者的尊重和参考。[22]这些看似在映证法律的严肃性、强制性，其实在与法律受众进行沟通。不仅如此，法律本身在根本上也是基于沟通：立法者与公民之间、法院与诉讼当事人之间、立法者与司法者之间、契约当事人之间等等，都处于持续的沟通之中。

依据法律沟通论，法律提供的是人们行动的一种框架。此外，沟通主义法律观不只是在国家法的范围内议论沟通，更是突破了决定于意识形态的法与国家相联系的观念，将法律系统放在结构化的社会关系（structured social relations）、制度化的共同体（institutionalized community）之中予以理解，并定义法律为某个共同体制度化的规范体系。之所以绍介Andrew Guzman教授和Timothy Meyer助理教授以及Alexandre Flückiger教授的理论，是因为前者阐述了行动者选择软法而非硬法的一般性或普遍性动因，后者在更为微观的心理学维度上表明软法是可以让受众服从之，从而发挥其影响力的。法律多元论视野下的法不只是国家法，而是存在于各种规模和性质的社会系统内的规范。

该法第18条规定：家庭成员应当关心老年人的精神需求，不得忽视、冷落老年人。[16]此思路最近的表现就是指责2012年12月28日修订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常回家看看条款不具操作性。

设若国家任务未得尽职履行，唯有造成相当严重后果的，政府才会承担某种不利后果，但这种后果也仅仅是政治责任，而非具体的法律责任。与老年人分开居住的家庭成员，应当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老年人。

二是，软法为正式法律规则提供了解释依据。而沟通的多样性和局限性及其对软法的意义，有待进一步的研究。2、正式法律规则要求遵守、尊重和参考非法律的规范，实际上已经将其变为传统意义上的法定义务。参见周华兰：浅议国际软法，载罗豪才主编：《软法的理论与实践》，前注1，第371-392页。快乐和其他的正面情感（如自豪、自尊、愿望和高兴等）都可以改变人的行为。[22]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

[39]不仅如此，现代工业社会的技术发展以及相应的行动、决策，潜伏着大量不可确定、不可预测的风险，而无所不在的风险阴影和风险转化为巨大灾难的随机性、突发性，也使得民族国家的集中治理以及基于确定性的治理处于绵软无力又饱受诟病的境地。进而，法律沟通理论还有助于阐明，面向当今社会时代特征的秩序之形成，为什么需要共有此基础的硬法与软法之结合。

委托理论（delegation theory）。其实，人类社会的沟通以及法律世界中的沟通自古以来即有，沟通也并非如上呈现的那样完全是双向的、肯定的、积极的作用。

再如，在法律实践中，法院的初审、上诉审分别会形成第一个、第二个沟通领域。或者，完全不用带有法字的用语，而仅以其他行为规范或社会规范称之。

只是，在法律世界中，且不论非强制性规范的目标实现更多依赖沟通以后的共识，即便是强制性规范，其背后的制裁更多不是作为现实而是作为威慑存在，这些规范在沟通完成以后就会得到绝大部分法律受众的遵守。[10] 功能理论和接近理论虽然在软法为什么可视作法的问题上，有着相当程度的说服力，但被László Blutman教授认为留有不少无法得到满意解答的疑惑。另外参见刘小冰等：《软法原理与中国宪政》，东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若无此种形式的沟通，商鞅所颁新法，怎么可能迅速收到实效？ 进入民主社会，法律的立信（credibility）沟通仍然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是法律的说服（persuasion）沟通。

担心和忧虑是促成服从的有力向量（vector），国家可以在软法之中运用它们，通过信息运动以促成一些担心、忧虑以及相关的厌恶、愤怒或悲伤等，如在禁烟运动中让公众担心癌症，在预防艾滋病运动中让公众担心死亡和疾病，从而强有力地鼓励目标受众改变其行为。因此，主要依赖民族国家系统的硬法及其生产机制，尽管越来越显示能力不足，却也有其不可或缺的作用。

关于家族相似，参见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李步楼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46-48页。关于经济领域中的交易习惯，参见程信和：硬法、软法与经济法，载《甘肃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

[6]参见László Blutman, 前注3, 第614-623页。[36]然而，与民主社会中的硬法类似，软法若无法得到法律受众的基本认同，主要依靠外在他律或激励或情感调动，也会遇到实效难题。

那么，为何需要新提软法范畴？难道不会徒增混乱？ 软法与其他非国家法或社会规范之间，无疑有着复杂的交叉、重叠关系，但细致、严谨的探讨，非本文旨趣所在。[35]参见罗豪才、宋功德：认真对待软法，载《中国法学》2006年第2期。而且，沟通是否能在双向对称结构中充分进行，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信息发送者和接收者是否有足够的动机、能力或者机会。参见陆谷孙主编：《英汉大词典》（缩印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第959页。

它不仅将传统凸显强制性的国家法观所掩盖的国家法中的软法展现出来，更是将原先被边缘化的非国家法规范拉到视野的中心。其中，服从软法的情感动机包括：1、认可（appreciation）。

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政治学，刘宁宁、沈天宵编译，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5年第3期，第42-43页。  三、软法因商谈沟通而具规范性 如前所述，在传统国家法观视野所界定的法律体系之中，强制性规范和非强制性规范是并存的。

让?克莱伯斯：软法的不可取，载罗豪才、毕洪海编，《软法的挑战》，前注1，第315-331页。而采取对话形式的沟通并不必然要求相互改变，因为沟通过程本身就是目的。

保监会加大非法集资向打击力度

保险行业要在允许范围内进行创新

ST海航：公司股票撤销其他风险警示

北京将建交通事故快速处理信息系统

寿险或会全年高增长

技术保障部网络室组织学习民航空管职工“九严禁”

襄阳机场8台公共饮水机全面换代升级

华北空管保障首都、大兴两机场“十一”期间进出港航班4405架次

浙江中银保险开展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活动

2014年新疆医疗健康保险发展迅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