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Francovich案判决[18] 欧共体80/987号指令[19]规定各成员国应当设立基金，以保障在企业破产或者类似情形下时雇员有获得补偿（compensation）的权利，并规定了相应的期限。

半个世纪以来，党的意志一直都是制定宪法、修改宪法的灵魂。之后，美国宪法的历史，基本上可以概括为联邦党人与反联邦党人之间反复斗争的历史：当反联邦党人的势力站上风的时候，美国制定了邦联条例。

中国宪政   一、问题的提出：关注宪法学视野中的政党问题 从宪法学的角度来思考中国的政党问题，或者说，把政党问题纳入到宪法学的理论框架内进行研究，一直没有引起当代中国宪法学界的足够重视。作为政党活动的成文法，它规定了政党的宪法地位和作用、政党的内部组织、选举中候选人的提名、选举经费补偿的原则和范围、帐目公开、实行对违宪政党的取缔等等。比如，在德国思想界，早就认识到政党对于国家制度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必须用明确的法律对政党的作用、权利、义务和内部组织等事项加以规定。正如中国宪法序言所说：本宪法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中国各族人民奋斗的成果--在这些成果中，就包括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武装斗争过程中已经取得的胜利成果。通过这段英国宪法史的简要勾画，可以看到一条清晰的线索：在议会中，通过两大政党所展开的政治活动，既制定了诸多的宪法性文件，同时也催生了英国资本主义制度得以建立的标志性事件--光荣革命。

因为，任何政党，只有通过宪法这个平台，只有在宪法这个框架内，才可能取得或确立自己的执政地位。至于这样的结果是否使政党具有了国家机关的性质，则可以暂且存而不论。[27]在1982年宪法的制定过程中，彭真指出：这个宪法修改草案继承和发展了1954年宪法的基本原则，充分注意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丰富经验，又考虑到发展前景。

至于总纲部分，本文认为执行低度明确性比较合适。200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成立了立法用语规范化专家咨询委员会，聘任了14位法律语言学和语言学专家在法律语言规范化方面进行把关。[22][24]姜春云：《法律法规应当成为全优产品》，《中国人大》2002年第1期。国家机构部分：第59、72、73、77、78、86、90、91、95、97、99、102、115、124、125、126、130、131条。

目前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出现的重述宪法规范表述的立法行为无疑属于后者。古代以法律为权义之利器。

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曾多次在关于公共征收案件的判决中阐明了这一立场：作为征收目的的公共福祉是一个抽象的法律概念，其中包含事实及目的的多样性，必须在个案中具体地表现出来，故在一个征收的法律中，立法者应该明白规定在何种计划及在何种要件之下，人民方可遭到征收之侵犯。然而我国沿用多年的立法技术——宜粗不宜细，却导致了法律与宪法在规范表述上的趋同化以及由此产生的规范可操作性差等问题，这一现象被形容为法律在裸奔。正面的不断阐释和积极保护对公民基本权利而言确实尤为必要，因为内涵阐释和保护措施越具体越好，即便是阐释或保护不足，仍可通过法律解释对其不断予以拓展。该原则来源于公法上广义的明确性原则，与之相并列的还有授权明确性原则和行政行为内容明确性原则，它们特定的角度规范和调整着公权力在不同领域的运行。

既然前述事项作为制宪者对立法者的委托而存在，按照转委托禁止理论，立法机关就有义务通过立法把这些条款加以具体细化和明确。[23] 同时，为了保障法律明确性原则坚持的一贯性，立法过程中有必要增加对法案的抄袭审查环节。[12]温家宝：《2009年政府工作报告》，2012-03-14，http: //www.china.com.cn/policy/txt/2009-03/14/content_17444081.htm。[14][15][16]《大法官解释汇编》，台北：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第574-578、649-650、474-476页。

参考文献： [1][2]韩大元、王贵松：《中国宪法文本中法律的含义》，《法学》2005年第2期。[8]所以，立法是促进宪法实施实现宪法价值功能的一个重要途径。

[28]所以，以总纲部分为依据的立法更应重视其形成之义，规划未来发展前景，但是这些前景目标的实现受制于很多因素，如国家经济的发展，公民的权利意识等。[11] 在这种意义上，如果说形式意义上的立法不作为是对宪法委托责任的放弃的话，那么，简单照抄照搬转述宪法等实质意义上的立法不作为就是对宪法委托责任的虚置。

有学者进一步归纳总结为：大法官对法律明确性的要求原则着重两点，首先，法律文字对于受规范者在主观上是否意义非难以理解，亦即藉由受规范者本身之专业知识及一般社会通念可得预见。而在国家立法中，仍不乏与此相似的景象，以宪法为范本照抄照搬或转述，笔者统称之为法律与宪法规范表述趋同化。修改补充法律，成熟一条就修改一条，不要等‘成套设备。因为此时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重述宪法规范的表述无疑是抛弃了自己所肩负的任务和使命，这种形式的立法把宪法规范的原则性又延续到法律中，显然与立法机关的具体化任务和追求法的确定性的立法目标相左。第二则是客观上司法机关是否对于该项规定之意义得以认定及判断。在这种情况下，除了充分发挥立法用语规范化专家咨询委员会的专长，重点审查立法照抄、照搬和转述宪法规范现象之外，还要改变专家咨询委员会的咨询角色，增强其意见的约束力。

过分依赖或者无限授权行政机关不但导致立法具体形成功能的不足，同时也为下位规范掏空法律专属事项提供了可能。  注释: ①本文所言的基本权利领域主要限定在关系到基本权利内涵的界定、限制、剥夺的事项。

[2]鉴于这些领域的重要性，它们一般被视为绝对法律保留事项。[6][7][8][9][10]康拉德·黑塞：《联邦德国宪法纲要》，李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8-17、5、148、158、157页。

在立法实践中，评价立法是否具有科学性往往更看重立法是否符合事物的发展规律、重视调查研究以及对立法成本效益的分析。意义非难以理解一般是指规范表述的认知难易，其含义不能太过模糊、笼统和原则，一般公众应可以透过规范表述理解规范中词语的内涵与外延，可见其更强调了一般社会公众观念上的认知。

[9]即宪法委托，前已述及。然而，这种表述方式所产生的模糊难辨状态，非但没有在具体立法中(《审计法》、《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和《刑事诉讼法》)加以解决，反而是原样照抄照搬，给国家权力的运行带来了不少问题。②公民基本权利部分，如第33、34、37、39、40、41、44条。  作者简介：李样举，男，河南周口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而国家权力的领域则主要限定在国家公权力机关的组织、职权和权力行使的事项，下文的讨论也是专门针对基本权利和国家权力领域而展开的。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宪法与法律在价值蕴含和功能承担上都存有较大差异，也正是二者之间的差异决定了宪法规范和法律规范各自的面向、外在表现特点以及立法机关把宪法规范加以进一步细化、明确的必要性。

④这为立法机关改善规范表述明确性、确保具体化限度的实现留下了足够的回旋空间，形成了台湾地区司法主管机关与立法主管机关之间比较良好的互动局面。然而，相关立法(《物权法》、《土地管理法》等)只是简单地重述了公共利益一词，并未做进一步说明。

当下我国立法具体化限度的保持应从以下几方面进行：首先，在立法过程中强化法律保留原则对立法权的控制以限制不必要的立法授权。一方面，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各地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很不平衡。

而规范表述趋同导致法律有失具体和明确时，法院或法官在适用与宪法规范表述相同的法律规范，其也只是在适用普通法律目前，联合国各机构主要探索以人权本位方针处理各种发展问题。个人被看作是参与变化的能动的主体，而不是分配给他们的利益的被动接受者。它包括法治意义上的自由，但不限于权利[10]——自由是人们能够过自己愿意过的那种生活的‘可行能力（capability）。

实现这些结果或标准的责任应通过参与性过程决定，而且反映其权利受到侵犯的人们和那些有义务采取行动的人之间的共识。其中，市场交换中产生的典型权利关系主要包括四种：以贸易为基础的权利、以生产为基础的权利、自己劳动的权利以及继承和转移权利。

为每一个所有权组合制定了一个交换权利集合的关系，森称之为交换权利映射（exchange entitlement mapping）。第一部分指导原则，又分为三小部分，分别是，A. 什么是计划的人权本位方针。

根据人权本位方针的上述原则和目标，本文仅就我国政府应当采取的宪法性举措挂一漏万地提出若干建议。（3）早日签署和批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公民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接受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人权事务委员会对申诉/来文的管辖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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