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于是，如果法学知识变为一类科学知识，那么，在这种科学知识的观念看来，成熟的、自在自为的独立学科的特质便已内化于法学理论之 可以指出，中国法学中的科学式努力，在过去的20年间是在两个向度上展开的。

法学教育除进行法学知识和法学技能的培养外，还应当担负法治理念、人文精神培养的使命，不能成为单纯的考试培训基地，必须二者兼顾。因此，法学教育不能单纯以从事法律职业为指向，丧失应有的目的和功能，甚至沦为应试教育，而应该在广泛的意义上为社会培养具有很高法律素养的人才{5}。

再次，应当逐步建立和完善师资培训制度，按计划、有目的地培训中青年法学教师，对参加培训的中青年教师要颁发相应证书，并将培训情况记人教师业务档案，作为聘任岗位职务的重要依据。90%以上的淘汰率决定着绝大多数法学院内的毕业生不能从事法律职业。对此情形，是根据条文逐一讲解其含义，授之以鱼，还是系统地传授一套法律解释方法，授之以渔，答案是显而易见的。现代社会分工日益发展，对知识的专门化程度要求越来越高，现代大学已经基本按照学科划分院系。有的人认为法学教育是以培养法律职业人才为主旨的职业教育（professionaleducation），因而偏重司法知识的传授、专业技能的训练。

最后，完善目前毕业实习的形式，克服随意性和盲目性，使之科学规范，让学生学以致用。【摘要】司法考试报考资格拓宽至在校本科生，给我国法学本科教育带来了较大的影响，但仍应定位为法律职业教育和素质教育的双重属性，而教育方案上，应当将绝大多数法学主干课程提前至大四之前，精简必修课和限选课，增加通识课等任选课，提高实践课的比重，增设专门法学方法课程，扩大课堂信息量，推行案例教学和双师同堂教育，并配备一支既懂理论、又通实务的高素质的综合性教师队伍。因此，刑法总是蕴含着国家的政治意识和政治目标。

(一)刑法功能：刑事政策与刑法关系的关键 刑事政策以合理地组织对犯罪的反应为使命，⑩可分为刑罚和非刑罚措施两大类。尽管随着政治理念的转变，国家统治已经发生了很大发展和进步，但是，无论学者如何强调鄙弃刑法的工具性，刑法的工具性从来不可能消失。但从长期来看，社会的需要是决定刑法功能的根本因素，政治对刑法功能的要求应当符合社会发展需要。这正是法官自由裁量的内容。

(16)曲新久著：《刑事政策的权力分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6页。刑法针对刑事政策确定了刑罚宏观策略进行规范规定，注重法律规定的规范性和法律效果，从实然角度应对犯罪。

李斯特鸿沟认可刑事政策对刑法的影响，但仅赞成刑事政策对刑法立法和刑罚执行的影响。这决定了刑法功能本身并不是天然自洽的，功能之间存在相互的冲突与排斥。因此，除非典型和社会影响较大的案件，刑事政策对刑事司法的影响应尽可能的通过司法解释和指导性案例等实现。⑤参见劳东燕：罪刑规范的刑事政策分析——一个规范刑事法学意义上的解读，载《中国法学》2011年第1期，用刑事政策理论对罪责问题进行研究。

劳东燕：刑事政策与刑法体系关系之考察，载《比较法研究》2012年第2期。人权保障机能则体现了对个人自由的保护。李斯特坚决地认为刑事政策的影响不能跨越罪刑法定原则的藩篱，刑事政策应当存在于刑法体系之外。无论是社会需求的主动反映还是被动关注，在现代社会，除了政治体制内的公众代表，新闻媒体和理论研究者在收集和反应社会需要的过程中担任着重要角色，成为社会需要的代言人和重要表达渠道。

这样的背景促使我国刑事政策所确定的刑法的功能和角色体现出两种极端：一方面，排斥刑法过多干预，强调刑法的最后和谦抑，要求淡化刑法对社会行为的规制和调整。(23)另一方面，经济的高速发展也导致了我国经济的过度膨胀带来的乱象丛生。

在我国刑法中，总则第13条有关社会危害性和但书的规定，第61条有关量刑根据的规定，第63条有关酌定减刑的规定以及刑罚分则中的兜底性条款和其他严重情节、其他严重后果等概括性规定，分别从定罪、量刑的不同层面认同了刑事政策对刑法适用的影响，且为刑事政策在刑法中的具体实现留下了法定依据。刑法则根据刑事政策所确定的功能通过刑法立法或司法实现规范化和实践转化。

由于功能更常用易懂，因此，本文采功能称谓。价值冲突与协调的时代性决定了，社会需要和政治需要是刑法功能的确定因素。本文通过对我国刑事政策的研究现状进行梳理，对刑事政策与刑法的关系进行剥离，分析刑事政策刑法转化的关键所在，探讨我国刑事政策在刑法运作中的实践化问题。由于危险行为的大量增加，为了增强社会秩序，不安感和畏惧感的新新过失认定标准从而又替代了新过失认定标准。德国的目的刑法理论对犯罪构成的部分修正已经导致有责性的认定渗入到了构成要件该当性和违法性的认定中，打乱了原有犯罪构成体系的层次性对犯罪认定的层级限制。个人自由和社会秩序有着一个向下抛物线的关系，抛物线的最高点，秩序和自由都达到最佳状态。

完全规范的刑法已经不能完全适应现代社会和法治的发展需要。与此同时，刑法立法修改还需要满足相对的稳定性和平缓性，不能修改过于频繁或在出入罪上的大起大落。

正义是人类社会孜孜以求的目标，社会极大有序的同时个人自由的极大发挥正是对正义的具体阐释，也是人类社会的良好愿望。宏观、统一的司法解释不可能完全能够囊括社会生活的具体情形，部分案件的具体审判也可以以刑事政策为指导。

(22)刑法规范的去绝对明确性要求恰为刑事政策在刑法中的确立保留了空间，毋宁刑事政策的刑法运行推进了刑法的去绝对明确化。(11)谢明著：《公共政策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7页。

有学者大量引用西方国家刑法思潮的发展演变以及以德国刑法原理和犯罪构成理论作为论证刑事政策的基础，这样的刑事政策研究不具有针对性。既要实现对刑事政策的确认，也要保证刑事政策作为例外或者价值内容的灵活性得以实现。其次，传统三阶层犯罪构成体系正是排斥刑事政策的规范结果。我国当代刑法几乎没有完全实现对刑事政策的完全隔离，我国刑法理论也一致体现出罗克辛贯通所主张的刑法结构。

进入专题： 刑事政策 刑法功能 。前文已述，新中国刑法没有经历绝对规范化的过程。

其二，刑事政策对具体案件审判的指导。同样作为对刑事政策的实现，司法解释是我国刑事司法践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重要部分。

刑罚将刑事政策与刑法关联起来。其次，刑事政策的价值内容和刑法条文的规范内容的区别决定了，将刑事政策完全融入刑法具体要素的目标不可能完全实现。

老年犯罪死刑的部分废止和量刑的宽松化。在具体案件的审判中，应当通过实体和程序两方面实现刑事政策司法转化的制约和审查。宽严相济的宽的刑法转化主要体现在量刑上，且主要体现在刑法修正案(七)和(八)中，主要体现在经济犯罪、少年犯和老年犯的量刑和处遇措施上，典型表现为：废止部分经济犯罪的死刑。相对于社会需求，政治需求及其运作根据国家的政策决策程序进行，因而或多或少的留下了云遮雾罩、不可企及的形象。

⑥也正是这一原因，目前有关刑事政策的研究未形成理论之争。自由是法律追求的目标，秩序为实现自由而出现，秩序在成就自由的同时也制约着自由，这决定了秩序与自由之间的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

因此，秩序和自由总是随着社会需要的发展变化寻找最佳契合点。刑事司法在于处理现实的、具体的刑法问题，具体案件的裁判更加关注个案正义和法律效果，很难达到对社会秩序和自由的关注等宏观高度，这导致具体案件的裁判与刑事政策的关联往往疏远。

(18)卢建平：论刑事政策(学)的若干问题，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06年第4期。尽管模糊，现代文明国家仍然存在影响秩序和自由取舍的具体因素和确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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