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点上，福斯特罕见地偏离了康德并转向了列维纳斯。

法谚具有思维准则的属性，在方法论层面发挥着引导功能。(75)该两处法谚分别参见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2016)京04民终22号民事判决书、同前注(37)。

(30)但是不难发现，法律无法以一种完美无缺的公平方法适用于一切情况，乃是说明法律存在缺憾，即法律无法实现全部公平，该处论证既不涉及法律缺陷问题，也不涉及法律有利于一方当事人而不利于另一方当事人的权衡问题，法谚运用得较为牵强。法谚的概括性提升了法谚内涵意义的集中度，能够在有限的文字内传递大量法律信息，但也造成了法谚内涵意义的流散、多样化理解甚至误读与错用，因此，法谚及其传播过程有待阐释、解读、考证。比如在贵阳公路管理局与杨某等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中，关于第二次开庭是否需要公告的问题，法院援引迟来的正义非正义，从诉讼效率角度出发，指出再次公告将导致当事人陷入诉讼中，不利于对方当事人权利的实现。科学结论将受到不断的复核。(72)含英咀华，站在时代的立场客观去理解与解释法谚十分必要。

④在我国司法实践中，从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的裁判摘要，到基层人民法院的裁判理由，都能发现法谚司法运用的场景。但是嵌入式运用方式与简单化论证模式导致法谚与裁判理由脱节，未与裁判理由相融贯，致使法谚司法运用不具有普遍的解释力与实践意义。比如实践中援引的货币属于占有者的法谚，不同的法官给出了不同的解读，导致因法谚的运用而出现了同案不同判，违反了类似事项，类似判决的法谚。

然而不难发现，法官运用法谚的方式较为粗疏，不当简略法谚的表述形式，不考察法谚的来源与运用语境，并且经常出现论证逻辑前后不一致，削弱了法谚的说理论证功能。一方面，法谚的本体与喻体并非一一对应关系，而是本体与喻体所代表的不同语义系统之间的整体性对比、映射与转移，需要借助通常、可认知的话语将它们进行关联。(16)在雷某、吴某合同纠纷案中，就涉案协议是否存在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况，法院直接指出，法谚云，‘照顾公众乃是最高之法律，就是说，国家或者公共利益有需要的话，个人权利必须退让。一方面，作为民间规范，法谚表现为公众普遍认可的法律公理，正如法谚云：格言之所以成为格言，是因为其神圣庄严，最具权威性并被所有人认可。

比如有的法院将其表述为法律帮助勤勉人，不帮助睡眠人，(24)有的法院将其表述为法律不保护躺在权利上睡觉的人，(25)有的法院将其表述为法律不保护权利上的懒汉。一般而言，法谚与法理密不可分，因而法谚的注解需要与法理相结合，可概括为法谚浓缩法理与法理解释法谚两种类型。

(35)规劝型法谚是指法官借助法谚来劝导、引领人们的行为，该类法谚主要集中在身份关系的案件中。(一)法官对法谚的内涵与性质认定不清准确地界定法谚的内涵与性质关乎法谚规范运用的前提。而笼统地用法谚来代替，有违审慎立场。就后者而言，各理由要素无论从何种角度、采用何种方式，最终目标应该聚焦核心论点，服务于裁判结论。

对某些法谚的阐释常常需要数千言甚至上万言或者更大篇幅展开。法官经常运用的特别法优于普通法、上位法优于下位法、后法优于前法、一个特别法不优于另一个特别法、新普通法不优于旧特别法等解释规则都源于历史岁月中形成的法谚。(75)有的是拟人隐喻，如伸向法律的手必须是干净的在民法慈母般的眼里，每一个人就是整个国家法官作为法律世界的国王，除了法律就没有别的上司。(61)因此，法官在作出裁判时，不可能放弃对裁判具有支撑作用的依据。

(54)同前注⑦，霍存福文，第144-145页。比如在李某1等与李某2等继承纠纷案中，法官指出法谚有云：法律帮助勤勉人，不帮助睡眠人。

如果法谚不能凝结或提炼为一般性的准则，那么含义不确定的法谚容易误导法律适用方向，增加法官额外论证的负担，这与法谚司法运用简化论证的目标相悖，亦会放大法官的价值偏好，导致法律推理的或然性，进而无法获取确定性结论。比如宣城市瑞发小额贷款公司与被执行人罗某等借款合同纠纷案被安徽省宣城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为服务保障民营经济工作八大典型案例，其在裁判说理中援引最瘦的和解胜过最肥的诉讼，指出在一定条件下，和解能够较为完美地完成法律所难以胜任的使命，双方当事人如能自愿履行和解协议，亦能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司法权乃是一种判断权，既包括事实与规范的陈述，也包括事实与规范间关系的判断，而裁量与利益平衡乃是判断权的天然组成部分。(68)同前注④，孙笑侠书，编译前言第1页。与判断型规劝型价值宣示型等法谚一样，思维引导型法谚同样蕴含着特定的法理。即便当下法官的裁判说理存在欠缺，不符合裁判说理的分析流程或法律思维，但是也不能为了提升裁判说理的效果，随意地选择论证依据。法律适用是一个复杂的思维过程，它包含了对法律的理解、解释与推理等不同阶段，因而不同的阶段都需要特定的思维规则来引导，促使法律适用朝向共识性方向前行。所谓的理由罗列是指法官在构造裁判理由时，将不同类别的裁判理由简单地叠加在一起，在裁判理由的谋篇布局上未能做到逻辑清晰、层次分明、主次合理、重点突出，要么裁判理由缺少概括、提炼，导致论证前后重复、逻辑不一致，要么论证冗长、层次不清，导致有理说不清或者说理不聚焦。

司法裁判本质是用说理方式解决纠纷的活动，而法律论证处在司法裁判的核心位置，法谚的司法运用能够聚焦法律论证的核心论点，为中心论题提供经验知识与权威论据。历史审查规则一是要求法谚具有合法性。

实践中，与其说法官援引的是言简意赅、生动形象的法谚，不如说法官实际上是运用法谚所蕴含的朴素法理。前者是指那些从权威性法律文件的明确文本中得到的渊源，比如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等。

(24)参见吉林省吉林市丰满区人民法院(2020)吉0211民初943号民事判决书。如果法官未能准确把握法谚的内涵，随意地援引与表达法谚，容易显现司法的任性。

(79)概括性是法谚的特质，聚焦了人们对法律性质、法律精神、法律秩序的认识，体现着不同时代的法制特征，而为了更好地理解与运用法谚，就需要法官对它们进行规范化的注解。参见云南省瑞丽市人民法院(2017)云3102民初1156号民事判决书。(67)于洋：《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司法适用》，载《法学》2019年第5期，第70页。比如在王某与李某等赡养案中，法官援引法律是道德的底线，来说明分家行为是父母基于道德而对子女进行的赠予，子女应当有所感恩，而对父母进行更好的赡养。

(28)可见，不当简略、表述不准确使该法谚的含义发生改变，如果不置于说理的语境中进行仔细斟酌，很难断定法律不保护懒惰之人就是指法律不保护权利上的睡眠者。所谓的实质性论据是指司法裁判中那些有助于阐明事理、释明法理、讲明情理的裁判理由。

一般认为，法谚可以用来概括案件事实的性质，对当事人的行为作出评判，或者基于法谚的权威性与正确性，将法谚作为判断标准与解释准则，用来引导法律适用方向。(38)第二，法官运用法谚时未能与案件事实或者裁判理由建立起逻辑关系，呈现出理由罗列样态。

⑨比如方某等13人与喜德县鑫鸿工贸物资有限责任公司劳动争议纠纷案，这13件案件具有相同的案件事实、判决过程与判决结果，法院都援引了法律不保护躺在权利上睡觉的人这一法谚，本文只选取其中一件作为分析对象。而基于不道德的对价而成立之契约，无遵守之义务则用来说明不道德的契约违背善良风俗，不具有契约效力，当事人不必遵守。

(58)不难判断，法谚具有非正式法源的性质，是证成法官判决有效性的依据之一，具有司法运用的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91)第三，法官运用法谚说理时，应当结合法律方法综合运用。(77)该两处法谚分别参见吉林省白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吉08民终555号民事判决书、同前注(36)。笔者认为，虽然本文无法涵盖所有法谚司法运用的案例，但是通过检索到的裁判文书进行分析，仍能发现法谚司法运用中的一些问题。

故其要求扣除诉讼费、律师费的上诉理由，亦无法理依据。(78)法谚的语义系统需要与法律的语义系统相关联，借熟释生，通过法言法语来解读与注解法谚，从而使法谚的司法运用具有规范意义。

通过案件梳理发现，司法实践中法官运用法谚的类型较为单一，主要集中在判断型规劝型价值宣示型等类型，多用来概括或评述案件，判断行为是非对错，主要围绕着事实证立展开。在一些涉及身份关系、伦理道德的案件，基于法谚的简约性、普适性、哲理性，能够有效地减少法官的论证负担，避免陷入道德与伦理的循环论证中。

(76)有的是拟位置隐喻，如一个人挥舞胳膊的自由止于别人鼻子的地方法律是道德的底线。而法律，则必须迅速并终局性地解决争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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