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而言，这份预期收益是比较微薄的，远低于刑事处罚这一预期成本。

清末的中国与明治时期的日本同样，为了废除不平等条约和列强的治外法权，为了发展产业经济，才把编纂现代法典提上政治议程。情节较严重的危及公共秩序，则需要通过行政方式以及刑罚来处理。

数字全覆盖的社会具有实体和虚拟双重结构，几乎所有活动都即时生成电子复制版，几乎所有行踪痕迹都被详细记录下来，不断转化成大数据。它的基本框架是固定的，条文也是有限的，但在反射镜中不断改变规范与事实的组合方式，不断进行结构转换，就可以产生出无限多样的美妙图案。在这个意义上理解的民法典，更像一种万花筒式调节装置。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平台在相当程度上已经代替政府发挥监管的作用，这也是行政服务民营化、市场化的一种方式。紧接着又对侵害隐私权的具体行为作了列举（第1033条）。

社会的这种复杂性，需要通过民法典以及相应的法律系统进行简化。当然，隐私和个人信息保护的制度设计归根结底还是与侵权责任密切相关，属于侵权行为编的范畴，因此在民法典篇章结构安排的合理性上或许还有进一步斟酌和调整的余地。（一）分析思路 用法律经济学的方法分析中立帮助行为是否可罚，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如何确立分析的思路？换言之，从哪些角度展开具体分析？本文认为，这个问题可以从刑法学者和法律经济学者对相关问题的研究那里探寻答案。

就此而言，这项立法决策的科学性的确存在一定的疑问。而在回答刑法应当将哪些行为规定为犯罪的问题时，刑法学界一直以来以法益保护原则作为根本性的指导原理。所以，刑法处罚明知对方有盗窃意图而仍然为其配制钥匙的行为的有效性，要高于刑法处罚明知对方有盗窃意图而向其出售螺丝刀的行为的有效性。当然，这里所说的中立帮助行为的不可替代性，是相对意义上的，而不是绝对意义上的。

刑法处罚日常性的中立帮助行为，会导致有误判风险的被帮助者难以获得他人的帮助，但是对无误判风险的被帮助者影响不大。上文已析，根据我国刑法总则和分则的相关规定可以推导出，我国刑法要求帮助犯和正犯之间原则上应当具有犯意联络。

对于无误判风险的被帮助者而言，刑法处罚日常性的中立帮助行为，不会带来太大的负面影响。实际上，只要肯定了刑罚目的的合理性和刑罚的有效性，就足以肯定刑罚有一定的收益。在新饭店案中，饭店老板的行为依然是出售食物，按照罗克辛的观点，此举欠缺犯罪意义上的关联，因而不构成犯罪，但是这个结论的妥当性令人怀疑。既然中立的帮助行为是否可罚是一个立法论的问题，那么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就离不开对各种利益的衡量，而这正是法律经济学的优势之所在。

因为，其所提供的网络服务，不仅面向直接实施网络犯罪的行为人，而且也面向合法利用网络进行生产经营或生活的人。而这种通过正犯的犯罪行为而获得满足是较为主观化的，与帮助者个人的主观心态密切相关，在一定条件下可能会被赋予一个很高的数值。也就是说，某类行为侵犯了法益，是这类行为应当被规定为犯罪的必要不充分条件。显然，网络连接服务商需要承担何种程度的审查义务，取决于如何理解其中的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

（七）其他足以认定行为人明知的情形。由此可见，罗克辛的上述解释是难以成立的。

对于刑法处罚中立帮助行为的收益判断而言，刑罚目的的合理性就是指中立帮助行为是否侵犯了重要的法益。本文认为，这个观点是极有见地的。

因此，与在德国刑法的规范语境下相比，在我国刑法的规范语境下，全面处罚说更加令人难以接受。为了避免因将帮助者有确定故意的情形一概认定为犯罪而导致结论过于绝对，罗克辛引入了犯罪意义上的关联这一要素。刑法阻止网络中立帮助行为的有效性，取决于网络服务商的预期成本和预期收益。又如，出租车司机在决定是否载运乘客时，需要判断该乘客是否有乘坐出租车去目的地实施犯罪的意图。因而本文认为，不应将这类行为排除在中立的帮助行为之外。首先考察业务性的中立帮助行为。

因为，从长远来看，刑法处罚向罪犯还钱的行为的效果，不是阻止他人向罪犯还钱，而是阻止罪犯将钱借给他人。然而，遗憾的是，张明楷教授和边沁都将刑罚目的的合理性、刑罚的有效性和刑罚的必要性理解成定性要素，对它们只能得出是与否两种结论。

正如车浩教授所批评的那样：类似的立法会不会给网络服务商赋予过重的、实际上也难以承担的审核和甄别的责任？会不会在网络服务商与用户之间滋生出一种相互监督甚至敌视的关系？要求企业履行网络警察的义务，这样一个社会分工的错位，最终会不会阻碍甚至窒息整个互联网行业的发展？立法者在出台或制定每一项法律规定时，应当立在一个更长远的视野内，认真地考虑这些利弊权衡的问题。针对前一个问题，有学者纯粹地从帮助行为的内容角度来理解中立帮助行为的中立性，认为只要帮助者实施的是日常生活行为或业务行为，即便其与正犯之间存在犯意联络，其行为仍然属于中立的帮助行为。

应当说，这一区分有一定的意义。（四）提供专门用于违法犯罪的程序、工具或者其他技术支持、帮助的。

针对后一个问题，有学者认为，中立帮助行为的实施者在主观上不能有非法目的。如此一来，通过处罚业务性的中立帮助行为来减少正犯的犯罪行为这一立法目的就会完全落空。其次来看刑法处罚日常性的中立帮助行为对无犯罪意图的被帮助者的负面影响。这反过来意味着，如果对欠缺犯意联络的网络服务商施加刑事处罚，一方面的确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网络犯罪的发生，但是另一方面又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对网络服务的合法使用，并且增加网络服务的运营成本。

上文已析，对于没有促进犯罪意思的帮助者而言，其预期收益就是通过向正犯提供帮助来获得利润（针对业务性的中立帮助行为而言）或使对方欠下人情（针对日常性的中立帮助行为而言）。而主观心理事实的证明问题是一个千古难题。

2.刑法处罚中立帮助行为对被帮助者的负面影响 刑法处罚中立帮助行为，不仅会直接影响帮助者，而且也会直接影响被帮助者。目前我国网络犯罪已经是第一大犯罪类型，占犯罪总数近1/3，并且每年以30%左右的幅度上升。

或许有学者会提出质疑说，即便是在日常性的中立帮助行为的场合，帮助行为也不是绝对无偿的，它其实是一种以人情作为隐形对价的交易。上文已析，在刑法处罚中立帮助行为的背景下，帮助者的预期成本大于预期收益，因而刑法处罚中立帮助行为能够有效地阻止其向正犯提供帮助。

不过，如果考虑到任何帮助都不可能是绝对无偿的，这种表面上看似无偿的帮助实际上是以人情为隐形的对价，那么，与刑法不处罚日常性的中立帮助行为的场合相比，在刑法处罚日常性的中立帮助行为的场合，无误判风险的被帮助者因获得了帮助而欠帮助者的人情会更多。但关键的问题是，为何要从主观层面去限制它的处罚范围？这种理论方案的法理依据何在？对此，主张确定故意说或直接故意说的学者始终难以给出令人信服的回答。如果将正犯的行为规定为犯罪符合经由比例原则补充后的法益保护原则，那么该行为必然侵犯了重要的法益，由此可以推导出，对其提供了帮助的中立帮助行为也侵犯了重要的法益。因为，在前一种场合，帮助行为通常都是有偿的，帮助者需要通过提供帮助（即完成交易）来获取经济利益。

然而，中立帮助行为在内容上是纯粹中立的，通过考察帮助行为的内容根本无法判断帮助者是否有促进犯罪的意思。所以，不可替代的原因说只能适用于中立的帮助行为。

例如，陈洪兵教授主张，考虑到自由保障与法益保护之间的权衡关系，应当全面否定中立帮助行为的可罚性。但是，在认识论层面，司法者很难判断帮助者是否有促进犯罪的意思，因而只能对刑罚的必要性做整体的判断。

业务性的中立帮助行为与日常性的中立帮助行为存在很大的差异：其一，前者与帮助者的职业密切相关，而后者与帮助者的职业无关。其预期成本包括各种不同的现金支出（购买枪支、盗窃工具、面罩等）、犯罪时间的机会成本和刑事处罚的预期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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