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看来，法学家解释有效（现行）的法律规定（法条），实际上是在通过在规范与事实之间目光的往返流转而将有效（现行）的法律规定（法条）作为处理待决事项或问题之判断（或裁判）基准，且试图运用法律科学的证成方式来寻找并明示为何以此作为基准的根据（理由/理据）。

很多后发国家都进行了土地所有制改革，土地一下子从私有制变成公有制，财产所有制变革非常剧烈。对于后发国家而言，法律续造首先主要不是承接自己历史传统中的法律，而是如何看待先发国家的法律，也就是要将从外来的法律1.0续造成本土的法律2.0，因为后发国家正处在现代化过程中，其制定法主要借鉴和移植自完成了现代化的国家，以受现代法影响的中国五大法律部门为例： ——宪法：确立平等（第4条）、自由（第35、36条）、人权（第33条第3款）、法治（第5条）等理念和制度。

据此，他的社会事实主要指生理学的社会事实：信仰和惯例，如法律、道德、教义、金融制度、社会思潮。参见杨国荣：《人类行动与实践智慧》，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2页。实践哲学存在在学科和方法两义，本文主要不是在学科意义上而是在方法意义上理解实践哲学的。有中国学者借用国外的指标体系研究了从1949年到20世纪90年代末这个时间段中国的社会变化率，他们得出的结论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从1953年到1978年改革开放以前，这25年的年社会变化率是2.4%，比20世纪实现现代化的后发国家要高。关键词： 实践法哲学 实践续造 生成性思维 法律1.0 法律2.0 人类的自然号列车已驶过工业1.0：机械化，工业2.0：电气化，工业3.0：信息化，正向下一站——工业4.0：智能化飞驰。

情节严重或轻微、重大损失、严重后果、数额巨大、必要限度、重大误解等程度规定。如当下在网络空间中发生大量社会危害严重的行为，如侵害网络虚拟财产，而《刑法》中的公共场所指现实物理空间，缺乏对网络虚拟空间犯罪的规制。同时，还需要推进法治教育，强化政府、农民和其他社会主体的法治素养和法治意识，奠定法治促进乡村振兴的社会基础，推动形成政府依法行政、公众依法维权的法治局面。

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重点难点在三农。《乡村振兴促进法》第11条提出，鼓励、支持人民团体、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等社会各方面参与乡村振兴促进相关活动。乡村振兴事务主要涉及自上而下的政策执行，或上级政府投放项目的执行，它们都需要在乡村社会予以落实，需要乡村组织拥有有效执行的能力。《乡村振兴促进法》第27条鼓励高等学校、职业学校毕业生到农村就业创业，第28条鼓励城市人才向乡村流动，并要求县级以上政府搭建相应的服务平台，乡镇和村级组织提供生产生活服务和相关的福利待遇。

在中西部地区乡村，政府没有农业产业的财政收入，工商业财政收入也十分微薄，高度依赖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和上级政府的各类项目投入，几乎是吃饭财政和项目财政的运行模式，财政缺乏自主性。周红云：《社会资本理论述评》，《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2年第5期，第29-41页。

十四五规划提出，积极探索实施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制度，允许农村集体在农民自愿前提下，依法把有偿收回的闲置宅基地、废弃的集体公益性建设用地转变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这些组织面向社会吸纳资源，包括资金、信息、志愿者等，以倡导宣传、引起社会关注、推动政策议程为主要目标。国家推进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统筹发展，提高农村特困人员供养等社会救助水平，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妇女和老年人以及残疾人、困境儿童的关爱服务。目前，乡村可以利用的经济资源大多来自政府财政资源投入。

这种规模比西方国家一个家庭农场的规模还要小。（2）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权益。很多公共服务不一定适宜政府或企业来提供，或它们提供不经济，社会组织则有其独特优势。目前，市场供给和政府供给混合的新模式被期待。

这需要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通过一事一议制度，按谁受益、谁负担原则做出安排。[3]医生、教师、规划师、建筑师、律师乃至专家学者等，在乡村都有很大的需求，但他们往往难以长期在乡村工作，大多只能通过投资兴业、行医办学、法律服务、志愿服务、社会捐赠、交流挂职等形式服务乡村。

在农村人才中，部分人是基于乡情、乡愁、理念、热血等因素，满足农村地区专业人才供给的长效机制需要政策利益的支持或者市场经营利益的激励。基层治理能力 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加快推进村庄规划工作，加强乡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提升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正因此，《规划》提出坚持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双轮驱动。乡村振兴中需要村级民主治理的具体事务，多数与公共品供给有关。这四个维度共同构建了乡村振兴的法治保障框架，它们相互联系，内在地服务于乡村振兴战略。[21]社会经济权利或福利权利往往都是积极权利，需要国家积极作为才能实现。上述一系列文件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都作出阶段性谋划，细化实化了工作重点和政策措施，部署了重大工程、重大计划、重大行动。

其中，集聚提升类村庄是仍将存续的一般村庄，占乡村类型的大多数，是乡村振兴的重点。农业转移人口到城镇安家定居，他们与农耕地、宅基地在物理上日渐分离，在生产生活层面丧失了对土地的依赖性，但他们在土地上依然存在利益。

[7]陈柏峰、王裕根：《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法治保障：一个研究框架》，《求是学刊》2018年第2期，第42页。而在城镇化的角度，居住证制度只是城乡一体化的过渡政策和权宜举措，有限解决综合素质高、就业能力强的人员落户问题。

不过，越是在中西部地区，社会资源越是稀缺，依靠社会资源开展乡村振兴事务的空间越是有限。具体而言，有以下四种类型：[16] （1）动员型民主治理最核心的环节是对利益相关村民的动员，其典型是集资办理村庄公共事务和公共工程，需要受益的村民筹资筹劳。

[2]其范围十分广泛，包含乡村的方方面面。乡村振兴中的很多项目投放，可能需要村庄内部承担部分支出。在这些外生精英看来，外生型民间组织的受益对象，是需要被改造的对象，他们需要启蒙，需要特别扶助。乡村振兴是乡村的全面发展，促进乡村振兴需要法治统筹推进。

不过，这些事务的展开主要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主导，而本文主要从乡村基层角度切入，因此不再赘述。例如，可以从具体治理机制上贯彻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破除村级民主治理的典型困境。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乡村最为突出。乡村振兴过程中各种纠纷不可避免，如征地拆迁纠纷、土地确权纠纷、农民工薪金纠纷、财产继承纠纷、环境整治矛盾等。

因此，需要从法治上在社会保障、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对农民进行赋权，在人才保障领域依法施策，实现民生法治保障。应该说，由于城乡发展不均衡，乃至于城市之间发展不均衡，导致基本公共服务资源的不均衡分布，从而导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仍然是城镇化面临的一大难题。

受制度约束，可用于产业发展的农村建设用地的来源不多，从宅基地管理中寻找空间成为政策调控和乡村发展的方向。这些条文都强调依法自治机制的有效运行，为法治保障村级民主治理提供了依据。资源投入的效率也是一个重要的维度。我们讨论促进乡村振兴的基层法治，应当以集聚提升类村庄为基础，兼顾其他类型的村庄。

外生型民间组织除了在个案中帮助特定对象外，更加重视对外倡导，体现组织发起者的理念，重视影响政府决策、启发公众意识、引导社会舆论。乡村振兴战略中大量的措施，最终都是为了实现农村和农民的权益。

我国农村宅基地长期坚持集体所有、成员使用、一户一宅、无偿分配的原则。并具体规划建立城乡公共资源均衡配置机制，强化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县乡村统筹，逐步实现标准统一、制度并轨。

个别人的异议一般不会导致治理无效，具体事务按照程序在治理上容易达成决定，也可以顺利执行，异议不会构成有力的障碍，但可能带来新的治理问题，例如异议者的上访。农村建设用地对于乡村振兴至关重要，第二、三产业发展需要建设用地，公益性事业、公共设施都需要占用农村集体建设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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